直播行业方兴未艾，引得不少人对其许下芳心。根据“2016年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的大数据报告”表明，毕业生最向往的新兴职业排行榜中，54%的人选择了主播/网红。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衍生出的许多法律问题，值得大家学习。今天，笔者就在某法律咨询平台上接到某主播的求助，该主播和公会签订了线下合同，但是其现在反悔了不想再直播了，问笔者是否需要支付违约金。

综上，笔者以正反论证的方法，就直播行业中涉及到的部分问题作出解答。

首先，案例中的线下合同属于合作类型的合同，并非劳动合同。进而指出的是，主播与背后公司之间形成的是民事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就主播个人来说，无法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保护。2019年度无锡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典型案例之一、张某与某演艺经纪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揭示的裁判要旨：“经纪公司与主播以互利合作的合意建立法律关系，并由演艺经纪关系衍生出来的管理行为和利益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民事合作关系特征，不符合劳动关系法律特征。”就对此进行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好理解，举个例子，你很难想象一个非主播行业的劳动者的年收入能够匹敌一家公司一年的经营收入，而一名主播却能够达到。回到本案中，案例中的主播不能行使劳动者享有的单方解除权，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反而应当继续履行，否则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主播除了《民法典》第563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外，还可以找直播公司协商解除合同，但是该方案几乎难于上青天，原因在于，不少直播公司就依靠主播的高额违约金来生存。主持人何炅曾经在综艺节目里透露过，说他很心疼现在的青少年练习生，经纪公司的惯用伎俩是：先大批量签人，指着其中的小部分人走红然后赚钱，然后剩下不红的人就吊着他们，逼迫其解约然后收取高额的违约金。

其次，如果不想忍耐合同的剩余期限，强行解约并且赔偿的话，违约金是如何计算的呢？目前，法院采取的计算方式主要有三种：1.根据主播直播期间的收入确定违约金。主播取之于公司，还之于公司，主播们大多愿意接受。2.根据公司预期利益确定违约金。这种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价违约金”了。这样确定的赔偿数额，更看重主播与公司达成的合作关系上，主播的离开势必会对公司造成损失，是基于保护公司的角度进行的算法。3.根据公司实际损失确定违约金。由于实际损失难以界定，实践中较少采用该种算法。除了上述三种基础算法外，法院还会考虑违约的时间节点、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条款等对赔偿数额进行调整。

最后，关于解除合同的行使方式。如前所述，有协商解除、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达成、法定解除三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发送解除合同通知时，应当首先判断合同是否满足解除的条件，此为合同解除的实质也是先决条件。确认符合解除条件后，主播才能向公司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否则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通知的方式多样，包括书面、口头、发邮件、起诉等，无论何种方式，都以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即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因此，除了提起诉讼、仲裁这二者有法院、仲裁机构对送达能够证明的方式，其余的方式都需要主播自己固定相应的证据，证明公司如实收到了解约的通知，达到合同解除的目的。